热点：＂农民工柜族＂不能陷入＂媒治依赖症＂

　　近日，中新网以“探访北京‘柜族’生活：夏天像蒸笼洗澡最麻烦”为题，报道了北京朝阳区金台路附近一些工人在集装箱式简易房内的生活。目前，这些“柜子”已经被街道和城管部门责令拆除。(7月26日中新网)

　　著名文化学者梁鸿所著的《出梁庄记》，让读者见识了农民工居住条件的简陋与恶劣;从梁庄进入不同城市打拼的农民工，大多数只要找到一个容身之所就已经满足。那些在旁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居住条件，是农民工既无奈又主动的选择——在经济收入一定的格局下，尽量压缩生活开支，能省一点是一点，成为农民工的一种生存理性。

　　笔者有多位亲属是农民工，和他们聊起住宿这一话题时，“主要靠运气”成为最常见的回答。用工方能够提供什么住宿条件，农民工就住什么条件;运气好的话，房间宽敞整洁，还能有空调;运气不好的话，和“柜族”的境遇差不多。对生活质量没有太高要求的农民工，对居住条件有着超乎想象的包容度。

　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一项调研显示，农民工工作和生活的整体环境较差，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单调。换言之，“柜族”只不过是农民工居住条件的一个缩影;与一般农民工相比，“柜族”可能收入更低、家庭经济压力更大，不得不以一种自我牺牲、自我矮化的方式对待自己。

　　这些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，以对家庭的爱与责任，来应对生活的悲苦、命运的艰辛。在别人看来“简直不是人住的地方”，却成为他们长期安身立命的所在，并没有觉得有多苦、多累。只有让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有更好的机会和待遇，他们改善居住条件的意愿才会更强烈一些。

　　伴随着“柜族”浮出水面，农民工另类的生活图景得以呈现在公众面前。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，“柜族”存在安全风险，需要进行拆除。媒体的曝光，非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善 “柜族”的居住条件，反而陷入了“帮倒忙”的尬尴之中，引发了一些人的质疑。

　　记者和媒体的责任是有限的，不能陷入“媒治依赖症”，指望他们背负他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。面对“柜族”，一拆了之、一禁了之、一赶了之，难免会给人以“懒政”的嫌疑。如何对 “柜族”进行安置，如何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网络，如何改善农民工的居住环境，不仅见证着城市的良知与温度，也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和水平。